于可远继续逼问道：“佛教多次法难是否皆与此有关？”

　　祖圭答道：“这和辩论的题目并不相关，施主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了。”

　　“当然相关，大师答不出，是因为答案对佛教不利。东汉末年，三教‘夷夏之辨’刚刚萌芽，牟子所著《理惑论》，便表明了佛教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既佛教作为外传教派，进入汉地必然有个融受的问题。不仅是佛教，无论哪种外来文化，其与汉地文化的融合，都要以汉地文化为中心，以我泱泱华夏、中央之国为正统。以外来文化为借鉴、为辅助来实现的。”

　　于可远轻笑着道：“毋庸置疑的一点，华夏是正统，是五方十地、万国先进的代表，而蛮夷是民化未开的蛮荒之地，这便是所谓的‘夷夏之辨’。它起初属于民族和地域的矛盾，渐渐演变为文化的态度。佛教源自天竺，要想被汉人采纳和接受，就务必融入汉地。大师，我讲了这些，您是否仍旧人围殴《老子化胡经》对佛教汉化没有丝毫的帮助？”

　　其实，这些僧人都很明白，夷夏之辩看似是道士和儒士在为难和尚，不希望和尚继续发展，但跨过这个坎，佛教与华夏的联系便会越来越深。哪怕有多次的灭佛行动，也只是政治上强硬的灭佛，并不能从理论和思辨角度真正将佛教驳倒，佛教便在这无数的磨难中蜕变、成长，成为华夏文化中难以磨灭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它不再是“蛮夷教派”，而是真正正正的汉地本土教派。佛教经受住了“夷夏之辨”的考验，即便是《老子化胡经》，也仅仅是道士将佛教类归为其下的一种伪证，这种伪证是不堪一击的，但足够深入人心，反而帮助佛教融入了华夏。和尚们沉默了很久，祖圭终于开口道：“我先答施主第二个问题，多次佛教法难确实与其相关。”

　　“那么，释迦牟尼的经文是可变的吗？”

　　于可远又问。“当然不可。”

　　“既然不可，沙门为何从最初的不敬王者，在北朝经历过一次废佛行动后，就变成了需敬王者？佛教的规矩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归顺汉地的习惯和规矩，这是否也能证明佛教在适应着华夏？”

　　祖圭再次沉默了。“孟圣人言：‘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；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……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’。具有蛮夷血统的舜和周文王皆被儒家奉为华夏的先王，鄙人以为，佛教圣贤为佛教在汉地之传做下不可磨灭的功劳，使得佛教为我华夏之佛教，为我汉地之佛教，亦如‘言中国礼仪之盛而蛮夷无也，言蛮夷虽有君长而无礼仪，中国虽偶无君，若周、召共和之年，而礼仪不废，故曰蛮夷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’。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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